“我也是器官捐献志愿者，我送他们，就是送别我的战友。”

——窦伟

■ 记者 杨振宇

53岁的窦伟总是随身携带一部黑色的手机，24小时开机。他每晚都要醒两三次，看看手机的电量和信号。因为长期睡眠不好，他的眼袋有些大，脸上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疲惫。

每当手机铃声响起，他内心总是百感交集，有难过，有感动，有期待，也有欣慰。

这是五年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在他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记。

凌晨2时30分，紧急出动

10月12日凌晨2时30分，放在床头的手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熟睡中的窦伟一跃而起，一把抓过手机，按下了接听键。

“是红十字会窦先生吗？我母亲刚刚去世，她是遗体捐献志愿者，你现在能过来吗？”

“请您节哀，我会尽快赶到您家里！”

窦伟一边穿衣服一边召集志愿者伙伴们紧急出动。十分钟后，几辆车从沈阳市的不同方位出发，向捐献者家里汇合。路上，窦伟通知遗体接收单位做好准备。

敲开捐献者家门，不出所料，家属们正心急如焚地等着窦伟。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不知所措。

“请你们放心，你们支持逝者的大爱之举并能帮她实现遗愿，我非常敬佩。我保证，我们一定会把遗体接收工作做好。”窦伟的一席话，让捐献者家属顿觉安心。他走到桌前，熟练地为捐献者办理相关手续。

两名志愿者展开一面红十字旗帜，小心翼翼地盖在逝者身上。窦伟带领捐献者家属和志愿者走上前，肃立默哀，向逝者三鞠躬。

随后，窦伟主持了一个简约而庄重的告别仪式。

“卢女士因病离世，她在生前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今天，在红十字会的见证下，我们即将完成她的遗愿。我代表沈阳市红十字志愿者和遗体接收单位，对捐献者本人以及家属表示敬意……捐献者的大爱之举，为医学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愿她一路走好……”

窦伟眼里噙着泪，紧紧握住家属的手：“在每年清明节前后，市红十字会将组织家属及社会各界代表去遗体捐献纪念碑前吊唁。捐献者没有骨灰和墓地，但我们会永远记住她的奉献。”

志愿者将遗体轻轻放入纸棺，和家属一起抬下二楼，安放在车上。窦伟转身，再一次握住了卢女士儿子的手：“请留步，请放心！”

从遗体接收单位回到家里，已是清晨5点多。窦伟睡意全无，但满脸疲惫。他红着眼睛，点燃一支烟，窝在椅子里，对记者讲述了他五年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的苦辣酸甜。

我送他们，就是送别战友

窦伟，沈阳铁路局工人，沈阳市志愿者工作委员会（简称“沈阳志工委”）常务副主任、沈阳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多年前，窦伟的侄女身患白血病，后经治疗康复，却已倾家荡产。一筹莫展之际，红十字会“小天使基金”救助了他们4万元。回想此事，窦伟依旧感触颇深：“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2010年4月，窦伟打扫房间时，在一堆废报纸中看到一则新闻——《老党员临终捐遗体作为最后党费》，他逐字逐句读完了那篇报道，感动不已。

这两件事让窦伟对红十字会产生了兴趣，他决定“好好了解一下”。几天后，窦伟来到沈阳市红十字会，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并加入了红十字志愿者队伍。“人活一辈子，应该为社会做点贡献。遗体有什么用啊？捐献出去还能帮助别人。”窦伟说。

从此，窦伟在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的路上越走越远。

2013年10月，86岁的沈阳志工委主任王玉琦因肺癌去世。为捐献完整遗体，王老患病后拒绝化疗。在王老临终之际，窦伟对他说：“您放心，我一定会踏着您的足迹，做好遗体器官捐献工作。”

七年间，窦伟从一名普通的红十字志愿者成长为沈阳志工委常务副主任。在工作中，他结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培训和沈阳市红十字会的指导，逐渐摸索总结出一套科学高效的遗体器官捐献流程。

“志愿者捐献遗体、器官、眼组织，我们都有不同的程序。面对家属误解或者其他突发情况，我们也有解决方案。”窦伟说，“让捐献者家属感受到尊重、温暖，是我们的工作目的和行动纲领。”

窦伟和志愿者伙伴们被当地媒体誉为“行走于生死之间的人”。窦伟称，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开展的是“特殊的志愿服务”。他笑说，自己生性胆小，却偏偏干着“都市夜行者”的活。

2012年，窦伟第一次参与见证遗体捐献。当时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把捐献者遗体送到接收单位后，窦伟连做了三天噩梦。他不断地说服自己：“我也是器官捐献志愿者，我送他们，就是送别我的战友。”

回顾五年来参与见证200余例遗体器官捐献的历程，窦伟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没有红十字精神的鼓舞，没有志愿服务精神的感召，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这种活。”

我不是“干白活的”，是“白干活的”

五年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窦伟心里装了太多的感动与欣慰，心酸与委屈。

捐献者家属的恶语相向、故意刁难，社会上的冷言冷语、无端猜疑，一度让窦伟身心俱疲。他一度想过放弃，最终还是坚持下来，“这个工作虽然不容易做，但总得有人做”。沈阳市有800余万人口，这种“特殊的志愿服务”显然不可或缺。

曾经，捐献者家属和很多市民认为窦伟他们是“干白活的”（殡葬服务），还有人猜测他们是“倒卖器官的”。窦伟试图解释时，对方会说：“不是为了钱？你们是神经病吧，黑天半夜接了电话就来，你们咋这么有瘾呢？！”

每当此时，窦伟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遗体捐献证书，心平气和地说：“我也是遗体捐献志愿者，我和捐献者是‘一伙的’，只是他先走了一步，我愿意为他服务。”

获得捐献者家属信任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窦伟和伙伴们在捐献过程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精细化和专业性。他一再强调：“专业化，规范化，是红十字志愿者必备的素养。”

此外，对逝者和家属的尊重必不可少。每例捐献，窦伟和志愿者伙伴们至少要向捐献者遗体鞠躬9次。他说：“只要用心沟通，所有的误解和嘲讽都能变成理解和尊重。”

窦伟常和捐献者家属说：“我们不是‘干白活的’，我们是‘白干活的’。”

工作中，窦伟对自己和志愿者伙伴要求极为严格，“我们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红十字会的声誉”。窦伟平时几乎烟不离手，但在捐献者家里，他从来都说自己“不会抽烟”；有的捐献者家属给窦伟塞钱，他从来都是一把掏出来再塞回去。“我没有收过捐献者家属一分钱，就怕给红十字会抹黑”。

曾有人盯着窦伟的胸牌看了许久，挑衅地问：“红十字会的，知道郭美美不？”

窦伟笑了：“知道郭明义不？”对方无语。

“你可以侮辱我，但决不许诋毁红十字会。”窦伟说。

更多的记忆则是温暖与感动。曾有一位志愿者临终前决定捐献遗体，指名要窦伟前去办理手续。窦伟当时正在外地出差，赶到捐献者家里后，他的姐姐对窦伟说：“我弟弟已经昏迷三次，他一定要等到你来，不然死不瞑目。”办完捐献手续，弥留之际的捐献者轻轻点头，向窦伟艰难地竖起了大拇指。三天后，捐献者离世。临终前，他比划着让姐姐给窦伟打电话。“这是老百姓对我的认可，我很感动，永远忘不了。”窦伟说。

医学院的学生们见到窦伟，都会给他鞠躬，称呼他“窦老师”；走在街上，也有市民对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你们真不容易，令人敬佩。”窦伟说，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父亲病危，可捐献者家属在等我

采访中，窦伟时不时地要看一下手机。他笑着说：“我已经有强迫症了。”手机号码是沈阳市遗体器官捐献专用号码，自从掌管这个号码以后，窦伟深感责任重大，“我没有任何理由让它停机、关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必须保证手机能打通”。

铃声就是命令。2014年冬，窦伟父亲病重，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窦伟和母亲在病床前，忐忑不安地盯着仪器上的各种数据。此时，手机响了。

眼前是病危的父亲，电话另一端是等着他的捐献者家属，怎么办？

“我必须去，因为我是红十字志愿者。”窦伟奔出医院，火速赶往捐献者家里。两小时后，在返回医院的路上，窦伟不住地祈祷，“千万别接到家人的电话”。他一口气跑上楼，推开重症监护室的门，看到母亲趴在父亲床边睡着了，父亲还在昏迷中。他的泪水瞬间溢出眼眶：“我老爸还活着！”

2016年大年三十，窦伟和年逾八旬的父母一起吃团圆饭。他心想：但愿手机别响，让我过个消停年吧。结果，手机偏偏响了。窦伟放下筷子，闪身进了厨房，接听电话后，立刻安排志愿者行动。

走出厨房，父亲喊他：“快来吃饭，一会春晚开始了。”

“爸，刚才有一家放鞭炮着火了，我是红十字会志愿者呀，得过去一趟。”

“儿啊，这事别耽误，你赶紧去吧。”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晚饭时，手机又响了。正月初五、初六、十五，窦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整个假期没过安生”。

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有3例捐献，窦伟整夜未合眼。

有人问他，“这么辛苦，值吗？”窦伟说：“今天有人捐献，明天后天就有几人重生，就有几人重见光明，你说我的辛苦值不值？”

窦伟的愿望，是建设一张覆盖沈阳市各主要区县的志愿者网络，就近为捐献者服务。他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作为红十字志愿者，我很自豪

窦伟的另一个身份，是辽宁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队长。

遗体器官捐献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都是挽救生命的事业，但窦伟更偏爱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他说：“器官捐献工作中，新生总是以死亡为代价。而造血干细胞捐献则是一个健康的人挽救一个患者，少了些沉重，多了些感动。”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志愿者队伍建设、服务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窦伟忙得团团转，但乐此不疲。他的努力也得到了辽宁省红十字会和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的赞誉。

窦伟认为，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应该深入社区、企业、大学，走到市民和大学生身边，润物细无声地渗透。

从2015年辽宁省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队成立至今，窦伟开展过100余场“三献”知识普及讲座。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密集地记录了他忙碌的工作。有时，他一天要做三次讲座。

“我给听众讲我的经历，讲感人的故事，而不是单纯地讲理论。”很多时候，献血车和窦伟一同行动。讲座结束后，听众纷纷报名那一刻，是窦伟最享受的时刻。

“虽然辛苦，但是我喜欢。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红十字会的宗旨，这不是口号，这是我的亲身体会。”窦伟说，“作为红十字志愿者，我很自豪！”